，几乎每隔几十年就能涨它一波，理由五花八门，总之就是涨涨涨，只能涨不能跌。

　　而其他朝代，比如以明代为例，洪武二十六年征粮2800万石，布匹120万匹，丝绢30万斤，钱钞钞766万贯，军屯两千万石，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实物税汇总加一块儿，怎么着也有七八千万贯的赋税了，和北宋中期差不多。

　　结果呢，到了弘治年间，天下征粮米1956万石，麦677万石，丝36700斤，布115万匹，钞8842万贯，杂课钞7300万贯，军屯粮食293万石……除了大明宝钞变多了之外，其他各项都有不同幅度的下降。

　　比如军屯只有洪武年的七分之一，丝是十分之一，总体赋税只及得上洪武朝的三分之二。你以为这就很惨了？不不不，这还算好的，因为又过了几十年，军屯干脆没有了，毛……不是，稻草都不剩一根。而等到嘉靖朝时候，已经只剩下弘治朝的三分之二，连洪武朝的一半都不到了。

　　你看，什么叫藏富于民，什么叫国贫民富？大明朝威武啊。

　　当然，后世还有个比较主流的说法，就是说在农税差不多，甚至明朝还强点的情况下，宋朝财政完全是靠商税来反杀明朝的。这话大致上是对的，但其中恐怕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一些东西。

　　熙宁十年，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，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，占30%，工商税4911万贯，占70%，这是有明确记载的。

　　要知道，宋朝可没有大规模军屯存在，结果宋朝的农税收入也仅比明朝略低一点，而商税上呢？宋朝的商税比农税多出两倍多，反观明朝的商税嘛……不能说勃勃生机万物竟发，只能说微乎其微聊胜于无。

　　据后世保存下来的民间笔记记载，有松江布商孙克功贩布去北京，一路上要经过几十个关卡，每个关卡都有伸手要钱的人。一路上交税的额度数倍于货值，于是最后他只能高价贩布。

　　然而问题在于，彼时北京本地的布匹生意大部分是宫中太监私偷宫廷布匹外卖，成本极低，正规商人根本竞争不了，最后这位孙老板只能托庇于贵戚，开始做起了走私——因为托庇贵戚之后，吃拿卡要的人就少多了，甚至于基本没有。

　　所以说到这儿其实也就能解释京华早期为何崛起得那么迅猛了。京华的东家高务实是当时首辅高拱的侄儿，后两任首辅则一个是他的老师，一个是他的大舅。同时，他的合作伙伴不是公爷就是侯爷，再不济都是个伯爷，而且这些人还全是靖难系的，不是南京那批闲散勋贵。

　　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无论阎王还是小鬼，有哪个能如此不长眼，吃拿卡要敢找到京华头上去？没了这批巨大的隐形支出，京华在商业上的竞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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