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新王朝一大心病，将北部陆上作为王朝军事防御的重心。

　　到桑榆晚景时，太祖于洪武二十八年将进一步修订完成的《皇明祖训》刊布于世，列于《祖训首章》的对外关系，也就成为有明一代帝王的金科玉律，成为明朝子孙世代必须遵行的基本国策之一，以成宪的方式留存于世。

　　为了让子孙后代明确世代不与交战的国家，也就是明太祖所说的“不征诸夷国”，他在《皇明祖训》中把它们的名字按照方位一一罗列出来。

　　十五个国家之前说过，就不再列出，但这里头最引入注目的就是，即使在《祖训录》中完全没有提及的日本，虽然当时已经明确在绝交之列，却也没有被排除在外，同样被列入了不征的范围以内。

　　这无疑说明了明朝对于外国，无论建立朝贡关系与否，也无论为友为敌，是采取了一律“不征”的态度。这就不能不使人对于明朝初年以“不征”为特征的对外关系的和平理念有了一个深刻印象。

　　后人如此，明人只能更甚。

　　然而朱元璋主观意识虽然很美好，但现实发展就不那么顺利了，安南、高丽(朝鲜李朝前身)先后出了问题，都与大明出现了激烈的矛盾。

　　不过这两国当时与大明的问题本书前文已有所述，这里就略过不提了，直接说第三个出问题的国家，也就是当前高务实认为因“不征之国”思想限制得最让他棘手的日本。

　　明初与日本的交往，起初经历与其他国家相同，即大明通过外交文书告知“四夷诸国”而建立关系。然而，与日本的交往和其他国家不同，表现在两点上：

　　一是历史的，即元朝出兵征伐日本失败的阴影不散；二是现实的，当时日本海盗侵扰问题持续不能解决。

　　在洪武四年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以后，根据《明实录》，出现了“日本国王良怀遣其臣僧祖来进表笺，贡马及方物，并僧九人来朝，并送回明州、台州被虏男女七十余口”的结果，这是明朝外交的成果。

　　于是，洪武五年五月，太祖以明州天宁寺僧仲猷祖阐和南京瓦官寺僧无逸克勤为使臣，留学明朝的日僧椿庭海寿和杭州中竺寺藏主权中巽为通事，护送使臣还国，前往日本。

　　不止这一次，前前后后数次明使前往日本，主要谈的都是海盗侵扰。但当时日本正值南北朝时期，明朝联络上的是南朝的良怀，他其实无力解决海盗问题。

　　洪武九年，《明实录》记载：“日本国王良怀遣沙门圭庭用等奉表贡马及方物”，太祖以表词不诚，又一次诏谕之，观之内容，归根结底还是对于倭寇海上侵扰问题耿耿于怀。

　　自洪武七年五月祖阐、克勤出使归来，六月日本遣使贡献，遭到却贡，原因是没有表文。可见祖阐、克勤出使表面上是成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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