君势而对“大礼”采取较为审慎的政治态度，但这一思路却不能全然转移到与张璁诸人的关系经营上。“璁(张璁)、萼(桂萼)由郎署入翰林，骤至詹事，举朝恶其人，宏每示裁抑，璁、萼亦大怒”。

　　待到王邦奇攻讦杨廷和，并牵连费宏，费宏难于自明，亦不肯委罪他人以保禄位，遂一去以明志。

　　高务实通过对这些阁臣言行的分析，得出的结论便是李东阳诸人的行为取向特征即费宏所言“委曲将顺，乃克有济”的事君之道。

　　所谓“委曲将顺”，是指李东阳诸人虽赞同士大夫群体的意见，然在君臣冲突的情境中有许多无奈的权宜举措，具体表现为顺从皇帝主张，缓和谏诤姿态；

　　所谓“乃克有济”，其实便是“委曲将顺”的目的，所济为何？在时事，在天下关怀，难做一定之论，然而却肯定不是单纯的谀君之路。李东阳诸人行事尚有其原则底线，这从其不肯顺从君意追论谏臣之罪，即可看得很清楚。

　　在君臣冲突情境中，李东阳诸人以“委曲将顺”之道事君，在具体政治实践中调护时局，其退于君臣冲突之争执，而得从容救护与君争执之官员。

　　然而士大夫做出此类行为取向，终究以妥协为动作，且事涉个人荣宠，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节操、名利观念等相牵连，引发舆论毁誉不一。

　　在君臣冲突情境中，李东阳、费宏皆因皇帝挽留而不果行。王锡爵奉召入阁，其谏诤姿态相较于前任阁臣王家屏，大为缓和，且一度支持朱翊钧“三王并封”的提议，三人皆因“出”、“处”之节而饱受舆论批评。

　　事实上，舆论对李东阳诸人的评价毁誉参半。贬辞责其不能去位以明大臣气节，李东阳等人所焦虑者亦在气节；褒论着眼于其能留任以护持时局，李东阳诸人对自身行为合理性的诠释亦指向调和之事。

　　其实，对此类行为取向做何种评价，按照高务实一贯的二分论来看，还是要充分考虑传统政治文化纹理复杂的情况，避免极端于一方。

　　褒之过甚，则过分偏于事功，不免于无耻，而近于功利；贬之过甚，则纯然以节气为重，不免于激越，而流于迂阔。

　　正是传统政治文化提供了多种评判实践行为的合理性通路，它们相互融合、制约，最终映射为复杂政治生态中李东阳诸人这一类型的士大夫行为取向。

　　毕竟，因为这种行为取向的存在，使得帝制框架内的士大夫政治获得了必要的弹性，从这种意义上看，李东阳等人所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。

　　当然，也需要注意到李东阳诸人委曲事君，终究不免于放弃一些原则。阁臣若是这样做了，就失去了约束同官的底气。如焦芳者流一时势盛，李东阳其实也难辞其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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