具体细节，细节事务的管理权都在各部各司郎中和主事的手上。

　　郎中正五品，主事正六品，都在南察的范畴之内。在申时行看来，高务实要直接换掉南京六部的堂上官还是很难的，但如果只是换一些郎中、主事之流，在祭出了海刚峰之后，那就完全可能办到，而这样也能实际掌控南京的行政体系——反正尚书侍郎们在大事上也得听北京的，这么做等于把南京六部架空，上下两不挨。

　　至于守备会议，南京守备勋臣是高务实捧起来的魏国公徐邦瑞，南京内守备是陈矩的人，仅剩一个南京兵部尚书又是个中立派，高务实不必插手也不会坏他的事。

　　不过王锡爵的观点和申时行却不同，他认为高务实不会“全面开花”，而一定会有所侧重。这个侧重，王锡爵认为十有八九会是在财政问题上。确切的说，很可能应在南京户部头上。

　　南京户部也是有一定实权的，它负责征收南直隶以及浙江、江西、湖广诸省的税粮，同时还负责漕运、全国盐引勘合。

　　特别是盐引堪合这件事，明朝从始至终一直由南京户部负责这一事务，其中只有两年南京户部不负责这个事务：正德三年，刘瑾变法，改由北京户部负责，“南京引板，俱令销毁”；但在正德五年，刘瑾被诛后户部奏请“刷印盐引，仍隶南京户部”，获得批准。此后一直未变。

　　另外南京户部还管全国黄册的收藏和管理，这些东西存于南京玄武湖。顺便南京户部侍郎也因此经常兼任总理粮储。

　　王锡爵的目光落点在税款和盐引上，他认为高务实最有可能对这两方面动手。

　　粮税不是商税，南京方面管着的四省历来是缴税大户，而在“海瑞战徐阶”之后，一条鞭法已经在南京诸省实行十几年了，现在这四地都不再收取粮食等实物税，而是通通该征银两、铜钱。

　　如今高务实做了户部尚书，按照王锡爵对他的观察了解来看，这位高司徒对于税收问题格外固执，很难相信他会放心南京户部自己搞这一套。

　　尤其是，南京方面去年征收的税额还不达标，少了七万三千多两银子，理由则是去年春夏之交遭受了风灾，影响了浙江等地的收成。

　　王锡爵当时人在苏州，自然很清楚这件事是瞎扯。风灾倒是真的，造成的影响也的确是有，可是这事和征收粮税税款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关系。

　　为什么？因为朝廷收税的额度是相对固定的，不会因为你受灾而变动额度。只有一种情况除外，那就是皇帝特批，某地因受灾而免税，或者明确准许某地某年减征多少。

　　朱翊钧前些年因为朝廷比过去富裕了不少，经常性批准减免税收，其中以皇庄改革的那一年最狠，全国各地加起来减免税款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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